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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位居祖国南端，北面有高耸的大庾、骑田、临贺、萌渚、都庞五岭山脉。五岭以南属丘陵地带，地势比较平坦，自古称为岭南。这里的居民统称越族，但分处各地，不相统属，春秋战国时被称为百越。公元前223年，秦军南下灭楚，并继续向南扩展疆域。在任嚣、赵佗分别统率下的秦军，成功地进驻了番禺（今广州市），将岭南地区划入了秦国的版图。
秦始皇在公元前221年统一中原建立起多民族的封建帝国之后，废弃了周代分封制地方分权的政体，实行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将原六国统治的地方划为36郡。公元前214年，又在岭南地区设置南海、象、桂林三郡。南海郡下辖番禺、四会、龙川、博罗四县，范围包括今广东省大部分地区，郡治设在番禺；南路一带属象郡，粤西部分地区属桂林郡。任嚣被任命为南海郡尉，实际上统率着岭南三郡。赵佗被任命为龙川县令。岭南地区从此有了行政区域的建制。南下定居的“中县人”（中原人）与当地百越居民在郡县制政体的治理下走向民族融合的道路，岭南经济文化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
但是，秦朝的历史是短暂的。公元209年，陈胜、吴广领导农民大起义，各地纷纷响应，反秦风暴遍及全国各地。此时，南海郡尉任嚣病危，不久逝世，由龙川县令赵佗接任南海郡尉职务。赵佗把握住中原动荡的时机，在南海、象、桂林三郡建立起独立割据的南越国，自称南越武王。与此同时，刘邦击败了争夺政权的对手项羽，建立了汉王朝。
汉代立国之初，对边陲地区采取和平的怀柔政策。公元前196年、汉高祖刘邦派使臣陆贾到番禺，说服赵佗接受王朝册封（封号仍为南越武王），保持君臣关系，维护了国家的统一。中原与岭南地区的经济文化来往因之得到继续保持和发展。刘邦死后，子惠帝无能，太后吕雉专政。她违反了刘邦的安抚政策，对南越多方制肘。于是赵佗称帝，宣布独立，并发兵向北进攻。文帝刘恒即位后，于公元前179年再派陆贾带着文帝的信到番禺与赵佗修好，终于说服赵佗取消帝号，重新接受册封、表示臣服汉朝。
但是，赵佗统治下的南越，实质上是个独立王国，汉文帝给赵佗的信就清楚地写着“服岭以南，王自治之”的话。赵佗当政近70年，对中原先进的经济技术、文化思想向岭南地区的传播作出了重大贡献。他又注意与当地越人沟通，南越的各种制度均体现着汉越文化的融合。赵佗死后，南越政权内部矛盾逐渐发展，终于出现了统治危机。
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元鼎6年）南越王赵建德联合东越（在今福建省境）发动叛乱，兴兵伐汉。汉武帝派伏波将军路博德、楼船将军杨仆率师迎击。此时，汉王朝经历了数十年的休养生息政策，国力渐盛，南越叛乱被迅速平定下来。武帝重新将南越地区划分为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儋耳，珠崖九个郡。秦代开始在岭南建立的郡县制，到汉武帝时才真正稳定下来。岭南地区的行政建制可以说是始于秦而成于汉。
汉代的地方行政机构，原是沿袭秦代体制分郡县两级，武帝即位后，为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于公元前106年（武帝元封五年）在郡县之上增设一层监察机关，把全国分为13部，每部设剌史1人作为主管官员。剌史每年秋天巡行郡国，按“六条问事”的职权，监督郡国长官。负责监察岭南九郡的监察机构设在苍梧郡的广信（今封开）县，称为交趾剌史部。
剌史部在建制上虽然不属一级政权，但它是为加强中央权力而设的直属中央的机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从发展趋势看来，它的地位是越来越重要的。到东汉时期，剌史的权力已不限于“六条问事”，而是增加了很多实际权力，最后正式成为一级政权。据《晋书•地理志》所记载，公元203年，汉献帝把剌史部正式改为州，从而把地方行政机构分为州、郡、县三级。交趾部改称交州、州治仍于广信县。
公元184年，黄巾军起义，地方势力趁机扩张，荆州牧刘表竟擅自把部将军吴巨（时任苍梧太守）委任为交州剌史，企图夺取交州。吴巨与广信县势族士燮(长期作交趾郡太守)为争夺交州不断发生战斗。赤壁之战后，孙权任命步骘为交州剌史，步骘袭杀吴巨，迫使士燮降吴，交州遂由孙权的吴国统辖。公元217年，步骘把交州州治从广信迁往番禺，岭南地区的政治中心逐渐向东转移。
公元264年，吴政权决定从交州划出南海、苍梧、郁林、合浦四郡，设为广州，州治设在番禺。广州的设置，加强了岭南东部地区同江东地区的联系。
晋朝及其后的南朝统治者为了对越族头人采用羁糜政策，大量增设州郡，于是州郡范围日益缩小。
隋朝初年，地方行政机构分州县两级，文帝时，设广州、循州（今惠州）两个总管府统辖岭南诸州。炀帝时把许多州重新改为郡。
唐初，地方行政机关仍分州县两级，又按山川形势将全国划分10个道（玄宗时增至15个道）作为监察区，设巡察使1人。后来发展为一级行政机关。边远或要冲地区则设都督（总管）府。岭南地区设置广州、桂州（今桂林）、客州（今北流）、邕州（今南宁）、安南（今越南河内）5个都督府，下辖45州。高宗永徽（650―655）以后，五府都由广州统辖，长官称为五府经略使，由广州剌史兼任。公元756年，五府经略使升格为岭南道节度使。公元862后，岭南道被划分东西两道，岭南东道道治设在广州、岭南西道道治设在邕州。从此，岭南地区分成东西两大行政区域。
唐末，黄巢起义军于公元879年攻占广州城，唐朝在岭南东道的统治已名存实亡。封州（广信县在隋代改名封川县，属封州）剌史刘谦的势力则在“讨贼”中不断发展壮大。经刘谦、刘隐父子两代的经营，基本控制了岭南地区。公元917年8月，刘隐异母弟刘龑在广州称帝，建立南汉政权，以广州为兴王府，南汉政权共辖60州，214县，是五代十国时期割据岭南的独立王国。公元970年宋灭南汉。南汉政权共存在了53年。
纵观自汉至唐岭南行政地域的建制及其发展过程，可以看出广信（今封开）县在两汉时期曾经是岭南地区的政治文化中心。从公元前106年汉武帝设交趾剌史部到公元217年步骘把交州州治迁往番禺，历时300多年（在东汉末年交州州治曾一度迁往龙编，但为时甚短，到公元203年又迁回广信），这对广信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深厚的影响。
广信历史地位的形成，有其独特的条件：首先，它的自然条件良好，地理位置优越。广信在岭南丘陵地带中地势较高。气候清爽，无风灾水患的袭击，适合早期人类所需的自然环境。它的地理位置处在西江上游，扼粤桂交通要冲，在秦军入粤时，由屠睢率领的部队，在海阳山（今广西兴安县境）开凿了一条长60里宽2丈的人工运河灵渠，把湘江水引入漓水，沟通了长江与珠江两大水系，开辟了中原入粤的重要渠道，广信更成为南北交通的枢纽。在陆路交通方面，从当时西汉首都长安或东汉首都洛阳直入岭南，主要靠越城岭道和萌渚岭道，而这条通道距湘江、桂江上游较近，便于水陆交通的连接。广信在地理上的优越条件在当时是不可多得的。
其次，从汉武帝设置剌史部时岭南的政治状况看，南越叛乱刚刚平定，长期处于独立或半独立状态的赵氏南越政权，雄据岭南达93 年，这个政权以番禺为中心，它的统治基础一时不易变更。而广信则聚集了大量中原移民，他们在优越的自然条件和安定的政治环境下安居乐业，经济文化发展正常，局面比较稳定。作为中央统治者选择行政中心地点，看中了广信县是顺理成章的。
广信作为岭南文化古都，除了考古发掘所提供有关广东人类历史开端的丰富资料外，秦汉以来在强大的中原文化灌输、培育下绽放出丰姿多采的学术奇葩则是更重要的印证。
两汉文化以经学为主干，岭南最早的经学大师陈钦、陈元父子就出在广信。陈钦注《左氏春秋》属古文经学派，著有《陈氏春秋》一书（可惜已经失传）成一家之言。他是王莽的老师，在古今文经之争中是个重要角色。陈元继承父业，在力争设立左传博士问题上，他同今文经学派的大师范升展开了激烈的论战。陈钦、陈元父子对左传的研究，曾得到经学大师许慎、孔颖达等的旨定。
佛学大师牟融也是广信人。牟融本是中原人，随母避乱南来，落籍广信。他是岭南地区最早系统地阐述佛教理论的人，他的著作《理惑37篇》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有重要地位。
隋代开始实行科举制，广信人莫宣卿是岭南第一状元。他是封州文德乡人，唐宣宗大中五年（851）参加制举考试，“首魁天下”。
从两汉至隋唐，广信还一直是学术交流、研讨的重点地区之一。任交趾太守40年之久的士燮能礼贤下士，在他任内曾接纳大量中原人士研讨经学。东汉末年，中原动乱，不少文人学者避难来到广信或交州地区，对促进学术繁荣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广信作为两汉时期岭南政治中心，也孕育出大批军政人才。如经学大师陈钦，能文能武，因驻防边疆有功，被王莽封为厌难将军。交趾太守士燮为政有方，辖境疆场无事，民生安定，在东汉末年天下三分的形势下，仍能保境安民，其父子兄弟六人均曾任太守之职，被誉为“一门六太守”。发迹于广信的南汉主刘谦在唐僖宗年间为封州剌史、黄巢起义期间发展至拥有精兵万人。其子刘隐袭父职，16年间把地盘从封州转移至广州，最后在刘岩手上建立了南汉政权。南汉名将苏章，唐末，以战功表迁封州剌史，后归南汉。公元928年，楚击南汉，围攻封川，苏章以“铁链锁江歼楚军”被后世传为美谈。
广信作为两汉时期的政治中心，文化古都，对中华民族、对岭南文化的发展进步具有不可磨灭的功绩。
(本文作者：黄萼辉，系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