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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香林高度评价，备极推崇岭南的几位学者。他写道:“当时(笔者按:指两汉三国)珠江三角洲，虽然也有相当的学术表现，但可以代表广东的学术思想的，还是西江中游的几个学者。如《春秋左氏传》之学，广东最先倡导的人就是广信的陈元及其父陈钦。《春秋左氏传》虽由来已久，但不经陈元的研究鼓吹，未必能立于学官。自是之后，《左传》在学术上的地位日益显著，于中国学术思想，影响很大，这是陈元的贡献。西江流域研究《左传》的风气，到了三国时代，都是很盛。有士燮者，亦封川人。他曾任交趾太守，一面做官，一面讲学，中原学者很推重他。陈国袁徽，曾写信给尚书苟彧，盛道士燮的学问。说他‘既学问优博，又达于从政。官事小阙，辄玩习书传。《春秋左氏传》尤简练精微。又《尚书》兼通古今，大义详备。闻京师古今之学，是非忿争，欲条陈《左氏》《尚书》上之’。可见士燮的经学，是但求长义，不拘于古今门户之争的。这是广东学风的重要先河，有相当的引导作”。
本篇先谈陈钦陈元父子。
将军博士墓缘由
在广东省封开县城江口镇东南三公里土名野矮岗的地方，有一座古汉墓，规模颇大，墓门有石人石马侍立。当地人世代相传叫将军博士墓，但由于年代久远，当地人已说不清这个名称的缘由了。笔者经调查考证，并据《后汉书·陈元传》、《广东通志·陈元传》、《封开县志》等史志的记载，弄清该墓葬的是汉代学者陈钦和他的儿子陈元。《广东图说·封川县》也记载“野矮岗城北六里有汉陈元墓”。
王莽的老师——陈钦
《汉书·儒林传》记载，陈钦师承黎阳贾护，专门研究《春秋左氏传》，自成一家之言，著有《陈氏春秋》，惜已失传。汉朝自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罢默百家，独尊儒术，从入学到从仕，都以儒家学说为本；借儒家典籍来构造其统治国家的理论，从思想上巩固汉朝大一统的政治局面。在这种形势之下，今文经学派一直处于官学的垄断地位。当时与陈钦同期的另一位学者刘歆，发现了用先秦古体文字书写的《春秋左氏传》等几本古书，向朝廷建议立《左传》于学官。这一下子捅了马蜂窝，受到激烈的反对。当时掀起了一场剧烈的辩论，结果，刘歆被调离京师去当河内太守，这是陈钦研习《左传》时的背景。
汉成帝(公元前32—公元前7年)时，陈钦以学识而名闻遐迩，举茂才，充任教育皇室子弟及族戚的官员，有机会向王莽讲授《左传》。王莽是个极有城府的野心家，他敏锐地察觉古文经学的指导思想，对他的托古改制大有帮助。公元I年，汉哀帝死，年仅九岁的平帝即位，太后临朝称制，委政于王莽，封安国公。当王莽掌握朝廷大权，便大力支持古文经学，立《春秋左氏传》等几部古文经于学官。王莽在古文经学的掩护下，很有心计地费了八年(公元1-8年)功夫，以周公自况，立了许多新制度，显了许多符瑞，毒死了少不更事的平帝，从宣帝众多的曾孙和玄孙当中，故意挑选年仅两岁的刘婴为皇太子，号日“孺子”，自己获得“假皇帝”称号。他又假造了种种符瑞，迸一步胁逼太后，进而做起真皇帝来，终于达到其篡位的目的。
王莽称帝后，面临政治、经济和军事的重重矛盾。满脑子迷信的王莽，率领群臣去南郊祭天，叩头大哭，“呼吁告天以求救”。这时他把《左传》古文经学等曾帮助他登基的垫脚石，置之不顾，先放到一边去。陈钦看不惯其所为，不愿对王莽的“新政”嚷德颂美，被封为厌难将军，调到北疆云中(今内蒙古自治区托克托东北)驻守。时匈奴单于之弟咸带着儿子登人朝，王莽厚加奖赐，拜咸为孝单于，留下其子登在长安为质。孝单于回到塞外，常抢掠犯边。陈钦报告军情，王莽一怒之下，将其子登处斩。几年之后，咸继位立为单于，王莽与之和谈，单于咸提出先把儿子登的尸体送回厚葬，杀汉使相要挟。王莽为推动和议，全不看“恩师”的面子，把斩咸子登的责任推到陈钦头上，将陈钦下狱。陈钦感叹“欲以我为说于匈奴也”。遂愤而自杀，死在长安狱中。
陈元，字长孙，他继承父业，亦专攻《左传》。青年时代，陈元在广信家乡专心研究思考，“至不与乡里通”。汉有“任子制”，俸二千石以上的官吏，可择一子为郎。陈元于是赴京师以父任为郎。当时陈元已很有名气，“建武二年，与桓谭、杜林、郑兴俱为学者所宗”。陈元对《左传》做了既广博而又精细的考证和注释工作，著有《左氏同异》，亦已失传。《左传》写于公元前四世纪，是我国古代一部著名的历史著作。它以《春秋》为大纲，博采当时官私史籍，以至流行于口头的史实，编成我国第一部内容丰富、体例完备的编年体史籍。其语言精练、生动，文学价值也很高，对后世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
东汉初年，古今文经的论争再度掀起，重点在是否设立《左传》博士的问题上。论争的双方代表是今文学家范升和古文学家陈元。范升，宇辩卿，代郡人。他以“《左氏》不祖孔子”，“非先帝所存，无由得立”为由，提出反对。其论旨是“疑先帝之所疑，信先帝之所信”，“先帝所行而后主必行”。他还搜罗了四十五条所谓《左传》和《史记》违戾五经的“罪状”，气势汹汹，必欲置《左传》于死地而后快。范晔《后汉书·陈元传》全文收录了陈元反驳范升的《上疏难范升奏左氏不宜立博士》。这是陈元传世仅有的两篇文章之一。这篇奏疏写得有理有节，掷地有声，使我们可以从中窥测这场辩论的全豹。陈元列举了大量的历史事实，驳斥范升的陈腐保守的论点。“若先帝所行而后主必行者，则盘庚不当迁于殷，周公不当营洛邑，陛下不当都山东也”。陈元还举出汉宣帝不顾武帝有过“不得受谷梁”之诏，自己学谷梁。“及即位，为石渠论而《谷梁氏》兴，至今与《公羊》并存”。陈元依靠这些有力的例子，论证了“先帝后帝各有所立，不必其相因也”的真知灼见。他论点鲜明，说理透彻，富进取精神，不容辩驳。对范升列举的吓人的四十五条，陈元概括地指出它们“前后相违，皆断截小文，黩微辞。以年数小差，掇为巨谬。遗脱纤微，指为大尤。抉暇摘衅，掩其弘美。所谓“小辩破言，小言破道”者也”。陈元论证了范升的攻奸是以自相矛盾的挑剔和吹毛求疵来掩盖这部历史巨著的弘美。面对着挂着博士头衔的范升，“褐衣”身份的陈元，不过是个小人物。所谓“褐衣”，《后汉书》注“褐，织毛为土布，贫者之服也”。但陈元毫不自卑，他以大无畏的精神，参加这场论战，并且慷慨激昂地宣称:“如得以褐衣召见，俯伏庭下，诵孔子之正道，理丘明之宿冤。若辞不合经，事不稽古，退就重诛，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也”。辩论“凡十余上”，书面辩论上奏了十多次，陈元取得了初步胜利。光武帝诏立《左传》。当时选出四位左传博士，陈元本居首位，但陈元在这场辩论中锋芒毕露，光武帝为了缓和他和范升派之间的矛盾，起用第二位左传博士李封主讲左氏之学。尽管如此，因循守旧的群儒仍不让步，“自公卿以下，数庭争之”。不久李封死，左氏之学又废了。但陈元热爱和继承古文化的精神，后世史家仍给以公正的评价。《隋书·经籍志》评价 “时陈元最明《左传》”。陈元代表了当时对《左传》研究的最高水平。《左传》博士虽然被废除了，而《左传》和古文经都没有被消灭，逐渐成为民间私学的主流，后世学者辈出。《左传》经历了曲折复杂的斗争，至“杜预作集解后，六朝遂入于经”(赵翼《陔馀从考·左氏传原委》)，正式登入经学的殿堂。陈氏父子的著作虽然已经失传，但从许慎和孔颖达等经学大师对他们的称许，可见他们对《左传》研究的成果，已溶入后世的经学大师的著作中了。历史证明，《左传》无论在历史价值、文学价值和学术价值，均高于公、谷二传。陈元父子的提倡和为之苫斗，当然是功不可没的。《广东通志》和《广西通志》的儒林传，都把陈元父子列在首位。评价说：“陈元独能以经学振起一时，诚岭海之儒宗也”。盛誉陈元是岭南读书人的楷模，岭南文化的开拓者和创始人。
二千年民间传美名
有趣的是，陈钦虽然当上将军，却不得善终；陈元挂上博士头衔，亦虚有其名。但由于他们有历史功绩，人民永远纪念他们。封建统治者赐给他们的将军博士的美名，并不因年代久远和统治者后来废弃而从此湮没。恰恰相反，他们的美名在民间代代相传，竟持续了将近二千年。
陈元以高度的才华受到朝廷注意，先后被任命为司空李通府 和司徒欧阳歙府的幕僚，常有奏议。陈元秉公直言，得朝廷器重。建武七年(公元31年)，大司农江冯上书，提出“司隶校尉督察三公”。陈元上奏以历史的经验教训为例，指出江冯之议“不信群臣，夺公辅之任，损宰相之威。以刺举为明，徼讦为直。至乃陪仆告其君长，子弟变其父兄。网密法峻，大臣无所措手足”。充分论说此议将使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尔虞我诈，互相猜凝，其弊病甚多。陈元建议:“陛下宜修文武之圣典，袭祖宗之遗德，劳心下士，屈节待贤，诚不宜使有司蔡公辅之名”。陈元的这些主张在东汉初年，天下初定的形势下是适宜的，亦为光武帝所接受。陈元后来还有其他奏议，但不为皇帝采用，他便托病辞官回乡。他晚年在家乡还继续研究《左传》和讲学，后老死家中。将军博士墓本世纪六十年代尚存，后来由于基本建设没有注意保护，现已湮没了，说来实在可惜。
陈钦陈元父子在家乡广信开始研究《左传》，而他们的成熟期 都在京师。陈元的儿子陈坚卿，继承其祖及父之业，也是一个学问家。屈大均《广东新语》称赞“其子坚卿，亦有文章名，能传祖父业，噫嘻，陈氏盖三世为儒林之英哉!”。陈坚卿对古代广东的学术研究，也有较大的贡献，故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特地加上一笔。
经学成为显学，被赋于普遍永恒的意义，始于汉代。在经学开始阶段，陈氏祖孙三位经学家都在广信诞生，而岭南其他地方没有可类比者，他们在全国也是屈指可数的，广信开岭南学术文化之先河，由此可见。
(本文作者：陈乃良)
